我恨自己既爱慕你又痛苦不堪

|文人艺术家的私房照|

奥德赛

出现在这张拍摄于1895年的照片上的是三个法国文学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
坐者是画家皮埃尔·奥古斯特·雷诺阿、倚墙站立者是诗人斯蒂芬·马拉美，摄影师是反射在镜中的画家埃德加·德加。

为了拍摄这张照片，德加兴师动众，特地拉上窗帘，用了九盏汽油灯和反光板，强迫他的两个朋友一动不动地地摆了15分钟的姿势。由于太过靠近炉子，马拉美被烤得险些着了火。

在镜中可以看见德加的照相机，但他的面孔几乎被光芒吞没，好像在火焰之中溶化。

说起文学圈著名的好基友，怎么也绕不过兰波和魏尔伦。他们公开同居，终日酗酒、吸食大麻，在过着挥霍放纵生活的同时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各种狗血情节。

这张1873年拍摄于布鲁塞尔的照片背后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，年龄相差10岁的两位诗人看似和谐，连右脚交叉站立的方式也如出一辙，但其实充满了危机。两人的神情截然不同，魏尔伦抿紧双唇，看向远处的目光炯炯有神，兰波则眼神迷茫，心事重重。

几天以后，他们在布鲁塞尔火车站发生激烈的争吵，兰波执意分手，恼羞成怒的魏尔伦掏出手枪，开枪打伤了兰波的手腕，魏尔伦因此入狱两年。此时，距离他们两人相好刚刚过去两年。

鲍勃·迪伦后来在歌曲中这样感慨：“人间关系如此残破，如同魏尔伦与兰波。”

在新近刚出的巴尔蒂斯传记里，不经意间翻到里尔克和少年巴尔蒂斯的照片。

1922年，47岁的里尔克和13岁的巴尔蒂斯在瑞士贝阿滕贝格的合影，站在他们中间的是巴尔蒂斯的母亲巴拉迪娜。里尔克与巴拉迪娜过从甚密，也因此与巴尔蒂斯成为忘年交。

　“窄小而隐蔽的夜的缝隙。你的诞辰日藏隐其间，四年一度露峥嵘……”这是里尔克写给未来画家的一封信。巴尔蒂斯在11岁时，以一只小猫的故事为蓝本，创作了一批素描。里尔克除了鼓励之外，更亲自联系出版事宜，并为之作序。

里尔克是否如江湖传言那般和巴拉迪娜有过一腿已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受到诗人的鼓励之后，巴尔蒂斯信心大增，不久就只身前往巴黎学画，终于成就了为艺术的一生。

1928年，21岁的李·米勒来到巴黎，她去了曼·雷的工作室。

她的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：“我是你的新学生。”曼·雷回答说从不收学生，并且马上要去度假。李·米勒说：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成为曼·雷追随者和情人的李·米勒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头衔：曼·雷女士。曼·雷被李·米勒深深吸引，两人形影不离：“我们一起工作时，几乎就是同一个人”。

曼·雷为李·米勒拍摄了大量充满温情的照片：“你是那么年轻、漂亮且自由，我恨自己既爱慕你又痛苦不堪。”

两个天才的情感故事注定了只会有一种结局，三年后，特立独行的米勒离开了曼·雷。曼·雷画了一张自画像，表达了他的绝望：太阳穴抵着一支手枪，脖子上套着绳索。曼·雷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为这段感情画上了句号。

达利平时喜欢恶搞是出了名的，即使和他挚爱的妻子加拉在一起也不放过胡闹的机会。

在加拉的身体上胡涂乱抹是达利的一大爱好，他有时候会画上一只光芒四射的太阳，有时候是疯狂的美杜莎，但这天，达利在爱妻的额头上煞有介事地画下了一只……鸡鸡，而且还在旁边写上了毕加索的名字。

毕加索是达利在艺术上的朋友，也是劲敌，加拉则是达利的妻子、圣母、守护神、经纪人、唯一的模特，达利一再称加拉是自己惟一的缪斯，我的生活不能没有加拉。

把劲敌的生殖器画在缪斯的脑门上，天才达利终于用独特的方式把他最在乎的两个人集于一体。

看到这一张照片，完全有理由相信，所谓恶搞的照片是被坏人ps过的，但即使如此，也与达利一贯的风格不相违背。

1943年，摄影师埃里克·沙尔在纽约拍下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双手。

这是一双巨大的手，左手能轻易按到跨十二度琴键的巨掌。尽管看不到作曲家的神情，但这双手指修长的手却有着远比面容更丰富的表情和内涵。

3月28日早晨，拉赫玛尼诺夫在家中去世，享年70岁。他最终的遗言是：“永别了，永别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！

T. S. 艾略特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并不是为他带来文学史重要地位的《荒原》，而是根据他的儿童诗集《老负鼠的群猫英雄谱》改编的音乐剧《猫》。

作曲家安德鲁·劳伊德·韦伯在艾略特逝世12年之后，将诗人关于猫的诗作串联成音乐剧《猫》，在伦敦上演后长演不衰。

伦敦西区，艾略特站在剧场门口，墙上贴着1958年上演的艾略特剧作《老政治家》的海报。诗人微笑地看着一只正向他蹑手蹑脚跑去的花猫。

艾略特在伦敦文人圈中就被戏称为“老负鼠”，所以在艾略特的影集里，这张与猫邂逅的照片颇为意味深长。

1960年，对古巴革命充满好奇的西蒙娜·波伏娃和让-保罗·萨特应邀来到哈瓦那访问。

在摄影家阿尔贝托·柯达（对了，就是拍下格瓦拉戴着贝雷帽著名照片的摄影师）拍摄的一组照片中，波伏娃和萨特参加了广场上的群众集会，聆听了卡斯特罗的长篇演讲，他们笑得很开心。

但是，波伏娃和萨特和切·格瓦拉的会面就要严肃得多。尽管如此，三个激进的左派、三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文人，在纵论天下大事之前，还是在哈瓦那不疾不徐地抽起了雪茄。

巴勃罗·聂鲁达的照片很多，也很容易辨识，因为他是著名的诗人、社会活动家、外交官，也因为他有着胖胖的外型和萌萌的表情。

1944年，智利首都圣地亚哥，女摄影家吉泽尔·弗伦德（Gisèle Freund）为40岁的聂鲁达拍下了这张有着纪念意义的照片。聂鲁达不久前刚刚结束墨西哥总领事的任期，返回圣地亚哥，途经秘鲁时，印加人的遗迹马丘·比丘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正在向中年过渡的聂鲁达端坐在椅子上写作，他的身后站着邻家的女孩，向外打开的门上贴满了各种图片－－人像、花卉、广告……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，门外有悠闲觅食的鸡，还有悄悄按下快门的摄影师。

一年后，火车司机的儿子聂鲁达加入智利共产党。两年后，诗人发表了他最著名的长诗《马丘·比丘高峰》。

本期编辑：包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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